“我得儿意的笑,又得儿意的笑,笑看红尘人不老……”
永定门火车站广场东,102路无轨电车的站牌旁,洪衍武正哼着小调在等车。他是越唱越得意,嘴角已经完全上翘。
他怎么这么高兴呢?
答案只有一个。没错,薛大爷的钱找回来了。
刚才,洪衍武用一顿拳打脚踢把“壮疙瘩”打昏之后,干脆就拿这个偷窥达人当了垫脚。踩着这小子的屁股,他从厕所檩条和房顶苇箔夹缝中间,够下来一个鼓鼓囊囊的报纸包。
东西一拿到手里,洪衍武就因那沉甸甸的份量预感到了惊喜。结果报纸包一打开,里面果然是尤三隐匿的赃物。五颜六色的纸币票券,都被一个猴皮筋仓促地捆成了厚厚的一沓。一看就知,至少是集几天收获之大成,很可能就是尤三准备“上供“的“份儿钱”。
洪衍武高兴坏了,马上开始点钱。没多久他就从厚厚的纸币里认出了薛大爷那张“炼钢五元”。这下他彻底踏实了,把报纸往茅坑一扔,将所有的纸币票券都揣进了自己的兜。
就这样,结局算是非常圆满。洪衍武不仅找回了自己的东西,还意外发了笔小财。
那么,要把钱交公吗?
别开玩笑。洪衍武可从没要求自己拾金不昧,做个情操高尚的好人。更何况他能找到这些钱也太不容易了。想一想其中的波折,那简直比西天取经还难。先不说他费了多大劲才抓住了尤三,也不提他险些被拘在派出所里过夜。哪怕就是在厕所里遭受的这番磨难也够他受的。这些意外的收获,对他而言本就是一种补偿,自然老实不客气地笑纳了。
说这么热闹,报纸包里到底有多少钱呀?
二百出头。
二百块?忒少了,这才多少钱?
嘿,数字听着是不多,可别忘了,这是七十年代末的二百多块。
在改革开放之前,国人始终都处于贫困的阴影笼罩之下,十分之八九的人口长期陷入普遍的穷苦而无可奈何。因此一提到七十年代,人们都有一个统一的感受,那就是穷。咱们不妨来说几个事儿,就知道这二百块钱的成色了。
第一件事,在七十年代末,京城最富裕的家庭婚娶彩礼不过为一至二百元,“三转一响一咔嚓”(自行车,手表,缝纫机,收音机,照相机),五大件置备齐全不到六百元,但对大部分家庭来说,虽个个心向往之,却只能敬而远之。
第二件事,以餐饮消费为例,这年头谁兜儿里要是揣着三十块钱,那可以从玄武门内的烤肉宛开始往北捋着素菜馆、又一顺、曲园,一直吃到西四的砂锅居去。要是减去一半,兜里只有十五块钱,那也满可以请十个人吃一整席顺东来的涮羊肉了。要是再少点只有五块钱呢?那也足够俩人在“老莫”吃个肚儿圆的。但是,哪怕仅仅是五元钱的消费,对于大多数的人家来说,也是从未敢尝试的奢侈。谁要是机缘巧合,真是豁出去体验一次,那么这种“上等”的阅历,绝对会载入个人的辉煌史册,足够回味一生的了。
第三件事,邢正义和赵振民身为人民警察,工资水平在这时的社会上算是高的,但他们工资也只有三十五块,这么一比较,二百多块差不多相当于他们好几个月的工资了。要是再和学徒工十几块的工资相比,那这二百块简直是一个人不吃不喝的全年收入。
第四件事,那就是在这个时期,京城百姓的月人均生活费大约就是十元钱。那么一张“大团结”在生活中的购买力到底有多少呢?
作为当时最大面值的钞票,三版币的十元至少相当于四版币和五版币的一百元。
具体对比如下
一九七七年10元68。5斤大米、11斤鸡蛋、200斤蔬菜、10。8斤猪肉、10。5斤花生油(注意,一切食材绝对纯天然)
二零一三年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