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9年1日28日,是农历己未年正月初一。
大部分的京城市民在度过了一个没有年三十的除夕夜后,又开始了他们为期三天的新春假期。
这一年的春节与1978年相比,其实无论是过年的气氛还是形式,都有了一定的全新变化。
首先,是在全国范围内呼吁复苏“年”的呼声更高了。
1979年1月17日,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有针对性的群众来信《为什么春节不放假》和《让农民过个“安定年”》。
相反的,主张继续坚持“过革命化、战斗化春节”和响应号召“不请客、不送礼、不张贴春联、不大吃大喝”的声音却寥寥无几。
在民间自觉迸发出的热情下,不但全国各地年画空前畅销,贴春联的行为也大范围地复苏了。
红纸黑字的“万年红”贴遍了千家万户的门口,一张张贴在门上的大大的“福”字将人们对未来美好的憧憬表露无遗。人们用这种最传统的形式表达对时代最深的欣喜!
要知道,在七十年代前期,可基本上都是城市平房居民和农家小院才贴春联。
内容基本都是“东风浩荡革命形势无限好,红旗招展生产战线气象新”,或是“岁岁平安日,年年如意春”之类的老句陈辞。
而1979年,春联不仅从乡村贴进了城里的单元楼,词句也由简单的豪言壮语变得带有对未来、对新时代的期盼了。
如“喜气洋洋过春节,身强力壮迎长征”、“四化美景振人心人心思跃,公报春风拂大地大地生辉”,或是“新长征起步春光明媚,现代化开端金鼓欢腾”,“富国安邦人欢财旺,移风易俗送旧迎新”。
其次,1979年的春节,京城人们普遍感觉餐桌上的年夜饭丰盛多了。在年货和各类商品的供应上,都有了可喜的增长。
虽然食用油、花生、瓜子、芝麻酱,鸡蛋和蔬菜和过去一样,没有什么太大变化。
但富强粉的定量由每人一公斤提高到了两公斤。粳米也由一公斤变为了可购买全月定量。
猪肉在定量的基础上可以凭本额外多买25公斤。活鸡、带鱼都更充足了,而且市场上居然还难得一见地出现了冰冻虾仁和鱿鱼。
至于烟酒茶三样儿,以香烟的供应增长最为显著。
除甲级烟和乙级烟中的“前门”、“恒大”、“香山”、“八达岭”需要凭证每人每次限购四盒外,其余牌号的乙级烟敞开供应。
白酒虽然仍有一些限制,但已相当宽松。
京城城镇居民可凭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白酒15公斤。集体户口个人可凭证每月供应500克或一瓶酒。购买散装白酒500克以下不再登记。
在茶叶供给上,也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。
1979年1月10日,京城市政府作出决定。除每500克5元、6元、8元的三种花茶仍收05张工业券外。其他茶叶一律免券供应,这立竿见影地促使了“高末儿”销量大增。
(注高末儿为京城土语,即价格高,质量差的碎茶叶)
当然,还不光只有这些,要说变化最为明显的还得属糕点、糖果。
这一年,不光像“话梅糖”、“牛轧糖”等一些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老产品恢复了生产。同时,外省市和进口的新产品、新口味糖果也进入京城市场。
“红虾酥糖”、“吉利酥糖”、“牛奶朱古力”、“蛋香饼干”、“香酥饼干”、“特制蛋糕”、“巧克力棍糖”等11种全新的产品,也依次摆上了商品柜台。
完全可以说,糖果市场已经最先一步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。不但不限量,居民购买和选择余地也加大了。
因此,从这一年开始,过年时,一个家庭的孩子们聚拢在一起,虎视眈眈盯着父母给自己分几